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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良春注重中医经典学习

　　难能可贵的原创

　　国医大师朱良春早在52年前提出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，（《江苏中医》1961年1月），相继又对“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重要性及其关系的探讨”（《中医杂志》1962年3月）作了全面论述，这一业医者耳熟能详，乃至普通患者家喻户晓的学术思想，具有高度科学概括性，先进且可操作性强。“创新是民族的灵魂”，朱良春在《中医药的现代化要突出原始创新》一文中指出“突出原始创新精神，中医药学才能得到突破性的发展，才能屹立于世界医学殿堂”。饮水思源，朱良春能在半个多世纪前就首先倡导的“病证结合”就是现代中医界的原始创新，是继《伤寒论》六经辨证，温病学派卫、气、营、血辨证以及近代祝味菊《伤寒质难》中正式提出“八纲辨证”之后的又一座丰碑。

　　病证结合的宗师

　　朱良春早年在上海中国医学院学习，师从章次公先生，章次公先生办学的主张是“发皇古义，融会新知”。朱良春曾给我们讲述，随章次公先生侍诊在上海世界红十字会医院，章次公任中医部主任，还有一位李帮政先生任西医部主任，是留学德国的医学博士，但中西之间不但不相互排斥，而是相互交流，互相学习。章次公先生所主张的“双重诊断，一重治疗”，也就是中西医分别诊断，然后用中医药辨证治疗，与这段工作积累是分不开的。朱良春称章次公先生是“能发挥自由思想，所谓独立思考者也”。受章次公先辈影响，朱良春治学兼收并蓄，与时俱进，思想前卫，注重实践，且信息意识强，不断积累创新。宗“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”，多能提出独立见解。已故中医学家姜春华先生评朱良春治学“中西理论湛深”。

　　记得早年跟朱良春学习时，指导我们在熟读中医经典基础上，要求的必读书目中最主要的有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、《经方实验录》等，跟朱良春抄方、实习中也常见朱良春应用张锡纯所创方剂加减，每获卓效而印象极深，如用“秘红丹”治疗肺结核咳血久治不愈，“解毒生化丹”治疗阿米巴痢疾等。气管白喉是危急的病候，常因假膜堵塞气管和喉组织水肿致窒息死亡，朱良春运用蠲痰（促进呼吸道分泌亢进使假膜易于脱落）、泻水（改善喉间水肿）拟定病证结合的“利气夺命散”（牙皂、礞石、月石、明矾、芫花）使1~2度气管白喉患者避免手术痛苦。中毒性心肌炎中心肌受损、呈断裂状为致死的主要原因，朱良春从病证结合应用“七厘散”取得显著疗效。朱良春对虫类药治疗疑难性疾病的临床研究，如益肾蠲痹汤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，著《传染性肝炎的综合疗法》，创复肝丸治疗肝硬化，更是开创了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典范。

　　朱良春提出“辨证与辨病相结合，从临床到理论，探索其内在的统一规律，创造新的诊疗体系”。并认为“中医辨证、西医辨病各有短长，因此必须给予有机结合，证候是机体的病理反应，疾病是症状产生的原因，两者有因果关系，临床实践证明，证病紧密结合，具有重要意义，辨证论治是中医药学的精髓应重点掌握，但它还有一定的局限性，我们不要国粹主义，隐讳自己的缺点，有破才有立。”可见如果没有博大的胸襟、包容开放的心怀，以高瞻远瞩的目光，认真实践勇于革新的精神，是难以提出这一影响深远的时代命题的。

　　经典的传承与发挥

　　朱良春注重中医经典学习，也倡导“病证结合”。他在《对<金匮要略>两个方证之我见》（《江苏中医杂志》1982年5期）中指出“仲景学说是伟大的真理，科学的预见，为中医学术的发展应深入探讨，从中找出规律性东西，从而和现代医学结合使之出现一个新飞跃”。

　　《金匮要略》黄疸篇载“男子黄，小便自利，当与虚劳小建中汤”，此条所指之“黄”是“黄疸”还是“萎黄”，历代医家纷争诸多，当今教课书也认为“属虚劳范围的萎黄证”，但仲景为何不将此条列入虚劳篇？是错简？抑或他故？朱良春从病证结合考虑，发现部分黄疸患者，临床并见心动过缓，当属胆红素刺激迷走神经之故，多见于黄疸后期、黄退而未净，乏力神疲，心悸怔忡，脉细缓而迟，或结代，心电图出现心律失常，颇合胆-心综合征诊断。从中医辨证认识，是肝病传脾，胆邪及心，苦思对证方药确以小建中汤较为恰当，此方建中益气，调和营卫，兼可治心，颇合“损其心者，调和营卫”（《难经·十四难》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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