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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外内合邪”发病理论在实际应用中

“外内合邪”的发病观首见《黄帝内经》，其对伤寒、温病、针灸的理论体系以及临床各科甚至本草、方药等方面均有所影响。但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变迁，汉语语义亦发生演变。现今“外内合邪”的内涵是否已与《内经》本义有所差别，是有所发展还是实则偏离经典原意？本文基于相关文献的梳理，阐发外内合邪发病观的内涵，以期对中医发病理论的理解有所启迪。

1  外内合邪的研究现状

    

本文综合近5年的文献资料，发现目前关于外内合邪的研究主要包括理论分析、临床应用、人群调研与造模研究等方面。
 

1.1  理论分析研究  现代文献中未检索到专篇关于“外内合邪”理论的阐述，其相关内容散见于某些病证研究的文献中，一般普遍将“外内合邪”的含义阐释为外来邪气与人体内在因素相合而发病，但对后者的界定却存在差异。

　　文献中对于外内合邪概念的认知大约分为四类：其一，近年相关学者研究认为外内合邪是指外感之邪与内生之邪相合致病。其中姜良铎等本于《咳论》直接将外内合邪局限为“内伤基础上的外感咳嗽”的形成机制；顾恪波等强调内生之邪来源多样，将内生之邪分为自外而来与自内而生两种情况；刘芳芳等仅对外湿合内湿进行论述，但其立论与顾恪波等相同。其二，亦有学者将体质偏颇划入外内合邪范畴，张其慧认为素体湿热招致外湿从而外内相感而致病生；陈滨柱指出外邪性质与人体体质外内合邪发生从化。其三，赵兰才与卢世秀秉持外内相因的疾病观，把体质与内邪区分开，将其看做内因。其四，另有研究者根据《内经》“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”“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”的发病观念，认为人体正气本有亏虚，复感邪气从而发病者为外内合邪。

　　上述不同论述，概括起来，无非两端：其一，“外”指外邪，“内”指内生之邪；其二，“外”指外邪，“内”则指体质偏颇或正气不足。这两种观点，前者仅仅立足于邪气言发病，忽略了中医学以正气为本的发病原理；后者则以外为邪气，以内为正气，显然与正气、邪气均有内外之别的中医基本理念不符。

1.2  临床应用研究  在临床研究中，外内合邪的发病观被广泛接受，用来解说临床各种不同疾病的病因病机，并据此立论指导相关证治。

　　基于上述理论认知，在临床应用方面则有：蠲除内外邪气。如陈宏以内有湿热复感外邪为湿疹病机，利湿祛风相结合为治；李元文认为玫瑰糠疹为素体血热与外感之风热相搏于肌肤而产生，治以疏风凉血清热；李卫东等认为外风与内风常相互影响发为面瘫，治疗以祛风通络为主；王莎莎等梳理痹病病因病机及证治，提示历代医家多认为痹病发病为外内合邪所致，治疗则通补合用、外内并治。

　　 扶正祛邪结合。如刘友章认为痤疮病机为内有脾虚、复感风热毒邪，临床治疗中不同时期则对内虚外感各有侧重。路志正以素体亏虚，兼感风寒湿热邪为强直性脊柱炎发病之病因，治疗则以补肾强脊为本、蠲痹通络为标。对于其他疾病亦多有从外内合邪角度认知分析者，在此不一一详述。

　　可见，在“外内合邪”发病理论的实际应用中，虽然也有强调正邪斗争者，但更多的研究者是着眼于内外邪气致病的前提下认知、论治疾病，其间无疑存在对人体正气的忽视。如此，则偏离《内经》人体之气本为一气、强调正气在发病中起主导作用的本义。

1.3  人群调研与动物造模研究  在上述理论认知的前提下，人群调研和动物造模也倾向于对外邪与内邪、外邪与体质、外邪与正虚关系的探讨与研究。如刘含对广西地区汉族湿热人群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及基因检测，得出外内合邪导致湿热证发生的结论，对体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。

　　近年来亦有学者通过建立动物模型来对此进行研究，如王平尝试建立肺气虚+寒邪侵袭（外内合邪）大鼠模型，通过相关观察进行评价，为中医“外内合邪”的病因“从化现象”寻找特异性指标。薛武更则根据“外内合邪”，建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寒饮蕴肺证的大鼠模型，观察相关方药对于模型的干预效果，结果提示温阳化饮方有肯定的疗效。张志明等亦建立类似的动物模型，在肥甘饮食+湿热环境+生物致病因子的共同作用下复制温病湿热证模型，对造模小鼠进行观察和评价。这些实验结果虽都显示出较高的应用价值，但普遍偏重于对邪气的研究而未对正气有足够的认知与重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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