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医的辨证论治“理-法-方-药”

大家知道在中医的辨证论治里，“理-法-方-药”是一个基本的内容，也是一个基本的程序和过程。

什么理？什么法？什么方？什么药？但是到了“药”这个地步，应该说还没有最终完结，还必须有一个“量”。

我们经常在临床上看到这种情况，开的方子、辨证的思路都不错，“理-法-方-药”中到“药”这里也不错，但是就是效果差，或者说没效果。那么，有经验的老医生在剂量上稍微一调，效果就出来了。

所以对于这种情况，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就是在“理-法-方-药”之后，应该加一个字，就是“量”。剂量问题应该说是中医非常核心和关键的一个问题。

我们知道西医在治疗上也特别讲究量，比如说抢救心衰的时候，要达到洋地黄化。

那么，“化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个体化，使心衰得到纠正，心率能够真正降下来。

抢救休克的时候，早年我博士论文做的就是休克，感染性休克，做了200多例，我们当初用6-542的时候，也需要个体化，真正达到阿托品化。

阿托品化的时候就不是一支两支，甚至也不是三支四支，而是几十支，一直到手足温暖。西医在治疗上很讲究量，中医在治疗上也同样要讲究量。

大家都知道，中医的不传之秘就在于药量。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的大内科老师是任继学教授，他第一堂课就跟我们讲了这个问题。

就是有经验的医生，你在跟师学徒的时候，他可以告诉你方子，告诉你到药，但是如果不告诉你量，你仍然是“摸黑”。所以说中医的不传之秘在于药量。

我们说在“理-法-方-药”的辨证上，如果你有十年以上的临床经验，基本的东西应该都能掌握了，但是在用量上，却会有相当大的差别。

这个药量，有师承的关系，有的在跟老师从开始学习的时候，就是小剂量，所以就一辈子小剂量。有的老师是大剂量，就一辈子都是大剂量。

所以说，师承关系影响很大。像伤寒大家曹颖甫，他是自学成名，他在早期的时候，用量非常小，麻黄用到1.5g，或者3g。但是到了晚年，麻黄用量越来越大，用到了15g。

他觉得15g麻黄在治疗外感热病的时候效果要远远高于低剂量。

但是，15g的麻黄对很多疾病来说应该还是远远不够，但是他因为开始的时候就受到小剂量的影响，所以就一直慢慢地往前探索。

那么剂量问题是怎样引起这些思考的呢？实际上是从1983年，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柯雪帆教授在《上海中医杂志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是关于《伤寒论》的药物剂量考证的。

这篇文章明确地提出《伤寒论》中的一两是15.625g，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教科书《伤寒论讲义》，包括我们的参考书，都写的是《伤寒论》中的一两等于3g，相当于现在的一钱。突然出现这样一种观点，大家都很重视。

我1983年的时候，正在读硕士，跟着国医大师李济仁老师在安徽学习。当时发现了这篇文章之后，我感到吃惊不小，因为老师们讲的都是一两等于3g，怎么突然一两等于15.625g了？

差了5倍之多，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如果是真的，那我们现在的用量就真的值得反思了。如果是假的，那么现在的用量是真理。

为了弄清到底是多少，我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考证，这个考据花了我很长的时间，花了一年多，后来又陆陆续续地花了很多时间。

到1996年的时候，我在《中国医史杂志》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，叫《“神农秤”考》，实际上就是对一两等于3g、甚至还有一两等于6g，这种小剂量的观点进行考据，到底正确还是不正确。

这是199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，1994年的时候曾经在中日的国际交流会上，专门和日本的树岛新村先生进行了一场辩论。他们日本的观点是一两等于1.6g，和我们的15.625g相比小了十倍。

起由是从孙思邈开始，因为孙思邈当时在《千金方》的序里专门记载了一个梁代陶弘景的论述。在梁代陶弘景的《本草经集注》里面专门讲了度量衡的问题。因为当时在唐代，度量衡在小秤上仍然是100黍为一铢，即100个小米粒为一铢钱，这是延续汉代的剂量。

唐代分为大秤和小秤，而小秤越来越不适宜日常生活和商业的交往，所以从隋以后逐渐有了大秤，大秤是用于商业的，但医药上仍然保留的是小秤，而小秤仍然是汉代时候的秤，100黍为一铢。

但是陶弘景记载了十黍为一铢，10个小米粒为一铢。当时孙思邈并没有经历这样的情况。